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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剧情介绍
长篇影评
1 ) 我们只是一群躲在镜头后的窥视者
一直在想，洪苗们哪来的勇气走出了踏上这条路的第一步，也更是在钦佩洪苗们毫无保留的出现在别人的视野里，价值观里的勇气。嫖客说：要想别人尊重你，你就得先尊重别人！洪苗说：这就是生存之道！我觉得他们都是在用自己的生活诠释着这两句话。可是，他们也只是这个尘世中的一粒微尘。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把我们的那种所谓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残忍的赋予在他们的身上了。因为，没有人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去作为换取生存的工具，如果你有钱。
洪苗爹说：洪苗如果是个男娃，必成大器！洪苗如果多有点文化，必成大器！可是，这都是如果......我不知道此片之后的洪苗们身上会发生些啥，我也不知道洪苗们的社会关系们会如何残忍的对待他们。这......没有假设。
导演只是一个记录者，没有半点情绪，直到如镜头一遍遍的扫向那块麦田时，我想他也只是想告诉各位，麦收了！生活依然故。我们依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去看待别人和所谓的你那个”世界“。那就请吧，各位！拿出你出色的表演，演好自己的角色。同时，保持一颗互爱的心去感知别人，爱别人，但永远不要试图把自己的那一套搬进到别人的”世界“中，冷静点！我们只是一群躲在镜头后的窥视者！
2 ) 这出民谣好在举案齐眉
有清晰的关于她的个人素描，也有围绕在她周围的浮世绘。两个空间。河北农村，麦子在生长。她数着大把的人民币交给母亲。生病的父亲躺在炕上。也有儿子三两个，好像还有媳妇，但媳妇讪讪的坐在炕沿边笑。儿子从来沉默不语。北京的平房地带，姐妹几个在发廊里聊起讨厌的嫖客。三次路边摊的喝酒，其中一次还跟人非常江湖的叫起板来。一个姐妹，两个老板的简单交代，几个嫖客的匆匆出场。高兴的时候还会花钱包夜总会的鸭子玩上一晚上。
民谣的味道多少来自于流动感。她游走在农村故乡和北京城之间，把卖淫赚来的钱，都给了家里作为父亲的医药费。她的客人，都是附近的打工仔，工地开铲车的，开塔吊的，货车司机，看小报亭的。他们也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赚来的钱通过卖淫女和寄给妻儿的生活费又多少流回了农村。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还有一种说法是身不由己，随波逐流。人往高处走的例子是河北姑娘到北京城打工。河南的小伙到河北农村打工，开收割机帮河北姑娘家里收麦子。关于求医也有这样的流动性。农村人看村大夫，像《马大夫的诊所》那样的简陋的房舍和医疗，病能医则医，不能医就慢慢的等死。条件好点儿的，就去县医院，《马乌甲》里面马乌甲的弟弟去的就是县医院。像她家，因为有个会赚钱的女儿，能去市里的医院。各地市里的人，有钱一点儿的，也许能到北京上海就医。北京协和医院排队的病人，十之八九都南腔北调，从外地赶来，住在宾馆里。
流动性给人以某种可以改变命运的幻觉。但更多的事实还是随波逐流的无力感。《麦收》横跨河北农村和北京城郊两大空间。但绝不是所谓的对比鲜明。刚好是没有任何的差别。北京的城市景观几乎从未出现。只在一两个空镜中，你能隐约看见天边模糊不清的高楼建筑。画面空间里充斥的是一片片平房，陋巷，垃圾满地，凌乱的高压电线，摩托车板儿车穿行其间，如果没有字幕，你会分不清楚究竟这段是在北京还是河北。她们只是从一个农村到达另一个农村。这里逼近繁华，但依然是城市外围的经济圈，充斥着前来打工的外来人口，等这里被扩展为城市的时候，她们将再度迁徙，被挤压到更边缘的地方去。我居住的五环附近的一条街道上，原本就有很多的发廊，每一间店面不过几平米，总有一个穿黑吊带的微胖的女人坐在玻璃门里面无聊的向外张望。但很快当这片街道开始拆迁改建，要成为繁华都市的一部分的时候，这些女人就都随着拆卸下来的瓦砾一起消失了。
随波逐流的另一个例子是，符新华的《八卦》里面，两个男人在深夜的城郊陋巷里溜达，想要找到打炮的姑娘，你可以想象如果他们找不到，也许他们会喝得酩酊大醉，和人干架，扰乱社会治安。打工仔的寂寞是发廊妹在安抚，那么发廊妹的寂寞呢？是夜总会的少爷在安抚。那少爷的寂寞呢？这个链条就好像一张假币的流通过程，到头来终究会有一个人花不出去，揣着那张废纸坐在街头放声大哭。
民谣的味道和剪辑也有关。素材好看而丰富，剪辑也就可以很活泼。父亲讲述女儿能干聪明，要是个小子，一定能干大事。画面接的是女儿在北京一身性感的大红底榴花露背衣，跟客人在电话里打情骂俏。她讲到自己的姐妹儿，接的是她的姐妹儿吃香蕉，抽烟，打电话，发嗲。讲到宝爷，接宝爷推门进来的一个短镜头。小许电话里问，妈妈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接母亲在厨房包粽子的镜头。还有那个很调侃的玩具警车接警车。
有的时候觉得剪辑得太过舒服太好看了，简直不像个纪录片。但又能够指责什么呢？指责徐童怎么能把这些都拍到而且知道怎么特别舒服的组接起来吗？也许纯熟不是一种好处，生涩反而是？是不是因为我们看生涩的不谋而合的东西太多，反而对谋而合的东西不敢表示赞赏了？我想来想去，觉得《麦收》的剪接还是应该赞赏的。不光叙事层面饱满了，连抒情的层面也居然很够。下雨。湿漉漉的水泥地。路面零星的水坑儿。一个人伶仃的在巷子里走。有小贩吆喝着收购旧彩电旧冰箱……父亲住在危重病房，随时可能血管破裂死亡。也是下雨。很大。雨水从屋檐哗哗泼下，冲刷着老屋边的树叶。大铁盆，拖把，没收的几件衣服，一盆长得蔫蔫的君子兰，都在雨水里。她的侧脸，在窗边听雨水滴落的声响。房间很暗。仅有的忧愁气息……
父亲的病。一段恋情。麦收。三个大事件。
父亲的病属于伦理故事，减轻的也许不是片中人，而是观众心里的道德批判。
恋情一开始很美好。深夜里在高空的塔吊上打电话，两个人互相忽悠，耍贫嘴。男友小许还帮着导演扛摄影机的三脚架。是个瘦弱的小男人，却在建筑工地简直是指点江山，激昂文字，像个将军一样向女友和摄影机介绍自己的工作，仿佛那个塔吊上面的小房子是他的将军营。恋情结束得很潦草。镜头拍到她接完小许的电话，好像是不欢而散，神色有点儿落寞。然后是一直拍她昏睡，没精打采的醒来，自顾自的只穿内衣坐着，耷拉着头，窗外滂沱的雨声。到后来回了北京，导演问了，才说了怎么回事。在叙述的时候还在死撑，觉得自己很豪迈。但终究还是哭了。哪有什么爱情？所有的爱情都是腐败，是生存问题解决之后的高消费，和名牌服装一样的奢侈。
麦收很美。完全的农家女生活。浇麦子，点玉米，房顶上摊麦子。点玉米的时候，脚踩在泥土上的吱吱作响。水流缓慢无声的一点一点浸润点过玉米的田地。风汩汩的吹。红色的指甲，手臂上的纹身，白皙的腿。麦收后的稻田一望无际。在宋庄放映的时候身边的朋友站起来说，觉得这样的场景非常美非常性感。在场的很多人都点头。麦收的部分好像是一种消解，把卖淫那条线的道德色彩给抵消掉了，甚至把卖淫部分的悲剧色彩也抵消掉了，令人产生一种和泥土相连的生生不息的幻觉。
但也许不是幻觉。镜头拍下了这姑娘一身非常大天大亮的北方气息，没有暧昧，湿气，晦暗不清，连悲伤都非常大方利落，眼泪一抹，见好就收。徐童拍她的时候一定也感觉到了她的傲气和爽朗。你看，他摄影的机位对她都非常的尊重，甚至很多时候都在用仰拍。有的时候简直可以说是举案齐眉了。
卖淫女的故事，大陆独立剧情片里已经很多，《小武》、《陈默与美婷》、《安阳婴儿》、《烧烤》、《客村街》，也许还有更多。卖淫女的调查报告，写得最全面最社会学的，是潘绥铭的两本关于广东地区性产业调查的书。卖淫女的纪录片，这是我至今看到的第一个。这个题材过于私密，很难能拍到。即便拍到了，也容易遮遮掩掩，还不如不拍。徐童是想写一部和卖淫女有关的小说，和这个女孩成了朋友，后来很熟了之后，才答应让他拍的。这也是他能够拍到很多，拍得很真实的原因。放映现场有人问到是否给了这女孩好处，徐童说，我们是等价交换，我当然会给她好处。这多少让人有点不舒服。什么算是等价的？一点儿金钱和她在镜头前面交出的信任可以等价么？我倒宁愿相信，她的信任和徐童拍摄的时候的举案齐眉，可以等价。这世间能够等价的也许只有态度和情感吧。
2009年3月20
3 ) 不适和困惑
最近看纪录片上了瘾，粗粝的影像下有着美丽真实的生命。
写《龙哥》、《麦收》的影评很难，她们都是真实的人，不是演员，安稳地坐在屏幕之后敲打键盘肆意点评他人的生活，把他们放置在被研究者，点评者为研究者的位置之上，怎么都有点不对等。
洪苗是一个如虎妞一样，咋咋呼呼、能干、泼辣的女人，如野草般生命力顽强。病恹恹的父亲说：“洪苗就是没文化，是个闺女，要是个小子，早就闯出来了，是个有文化的也好，也会是个能人。”父亲生病，家庭经济有缺口，文化程度不够，一出门就背负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从河北老家搭车到北京，她唯一的选择就是做“性工作者”。
她们也有爱情。格格遇到宝爷，就会从霸道狮子变成温顺绵羊，特别嗲，手里叮铃作响的电话成为“烫手山芋”，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洪苗与许金强一天三四五个电话，宝宝来宝宝去。这是孤独者的“形影相吊”，人都是社会化动物，即使再独立、沧桑的人，都会需要一个能陪伴着，讲讲话的人。洪苗一开始就跟许金强强调：“千万别对我动感情，否则你会死得很惨。”比起许金强在镜头前介绍塔吊工作的自豪神色，被污名化的“性工作者”使洪苗注定会成为感情中被放弃的一方。结尾许金强去嫖娼，洪苗以一句“去他妈的”，结束两人的关系。即使是互相陪伴，也必须如锁扣一般，单独一对，参杂另一个人，都是亵渎，“妓女”的爱情，也是有尊严的。
洪苗的尊严还体现在她和两个卡车司机吃饭时，左边司机随口带出一句侮辱女性的脏话，她立马变脸，直接说道：“想联系就联系，不联系就拉倒”，不做这一单生意也不会亏。此时左边的司机不以为意，不想道歉。中间男人开始当最讨厌的和事佬，活跃气氛。他问左边的男人：“你有钱吗？”既然没有男人最耀眼的装饰，钱和权力，何必在这里给女人摆脸色，他可能混得如此失败，唯一的能耐就是向底层被剥削的女性随意飙脏话了。洪苗的反问体现出智慧：“这和钱有关系吗？”其实没有，这和对于她作为人本身的尊重有关。
电影里的性工作者，每一处的动作都是在为后面的情节服务。生活里的洪苗不是呀，她就是自然而然的自己，给家里钱，跟妈妈开玩笑“返十张”，在爱情里不因为自己的工作看低自己，该断就断，不留恋。回家时会戴上眼镜，伪装成从城市回乡的知识女青年，爸爸生病，焦虑地不停抽烟。开心时还会叫上姐妹去玩鸭子。
观看完这部影片，同样作为女性，感受到震撼，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对于拍摄的主体，暴露出她清晰的面貌、身份证上的真实姓名，具体到XX省XX市XX县XX镇XX村的家乡。社会本来对于性就处于一个完全污名化的状态，女性作为性工作者，不是被理解被接纳被帮助，而是被完全的唾弃。她成为性工作者，只是小范围的事情，在她离开北京之后，可能会成为隐藏的过去。但是随着本片的传播，不仅她的家里人会知道，同村镇的人都会知道，众口铄金，她们全家都会生活在污言秽语之下。她的悲惨过去被电影永远的记录了，被大众媒体放置在可点击观看并重复回看的位置之上，这对于一个女性是毁灭性的打击，对于一个家庭是不可承受之重。可能洪苗永远都不会成为那个结婚的女人，有资格给爷爷奶奶的坟头上香。
即使被预设洪苗是默许影片的，但是纪录片应该是有道德的，这和嫖客对于妓女的性剥削没什么两样。
4 ) 妓女的尊严你不懂—看徐童的纪录片
譬如纪录片中的妓女，给了我全新的认识。她们像野草一样卑微，但又有极端顽强的张力，她们面对生活的态度并不是世俗人眼中的粗鄙不堪，而是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沉甸甸的力量。
有个女生和我说过，她这辈子最恨两种女人，一种是做妓女的，另一种是做小三的。我说，那你也许更应该去恨这个社会，是社会让她们越来越无力，越来越没有起码的尊严。
先说《算命》中的唐小雁，被算命先生厉百程断言是孤单命。我最先看到唐小雁，是和导演徐童一起出现在《锵锵三人行》，当时她在访谈中的那种女强人式的真性情让人拍案叫绝，完全是那种历尽人世沧桑饱尝生活冷暖的女子。她在节目中坦言很多女的沦落风尘是因为没文化，在外面只能靠身体。不过唐小雁在记录片中的出场和在节目中的访谈却是性情迥异，棒打无赖醉汉，用缝衣针穿透自己的肚皮后系上了“给本命年带来好运”的红绳；她最后一次出现在镜头前是喝多了流着泪躺在床上呢喃细语，然后“按摩店让仇人举报，在朝阳拘留所里待了14天。
在拍摄《算命》之前，唐小雁在北京通州区开了两年的按摩房，店里最多时有十几个姑娘，“跟小姐五五分账，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进几千块钱。”她是黑龙江人，16岁高中还没毕业就跟几个姐们儿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北京闯，20年间倒过建材，开过歌厅，还搞过传销——除了没卖过毒品基本上都干过。她平时会偶发善心，给路边的乞丐零钱，给捡破烂的大妈攒瓶子。但是发狠的时候也毫不含糊，说起一次她在珠海开歌厅时让仇家端着冲锋枪堵上门来的遭遇，“我当时就跟他说，你别给我弄这个，什么他妈的冲锋枪！谁没玩过？你别给我吹牛逼，你今天弄不死我，给我留半口气，我缓过来你就死定了！”
当然，这样外表坚硬的女人，内心肯定有一片很柔软的地方，只是会隐藏得很深。社会的复杂，让她们这些人只能将自己喜怒哀乐彻底伪装起来，刀枪不入。这种女人的尊严是在后天的种种经历中野蛮生长起来的，带有浓重的江湖游民味道。纪录片中的配曲《美酒与咖啡》响起的时候，风尘女子的落寞好像成了一种宿命。
《麦收》中的妓女是在按摩房上班的小姐苗苗。2008年夏天是北方收麦的季节，苗苗不断往返于河北老家和北京之间，纪录片中展现的有她和亲人的关系——照顾生病的父亲，有她的友谊——与好友阁阁相互依存、相互保护，并最终因为一个男人而产生了裂痕，她的爱情——和附近工地的领班恋爱，最终分手。发生情感纠葛的男友打电话过来，苗苗骂了句：去你妈的！毅然挂掉电话。你会体验到，不是妓女无情戏子无义，她只是不想让自己的爱情尊严被肆意践踏。
也许在我们看来妓女的大多坚强冷漠，但苗苗却那么容易被感动了。对她男友的好的定义是会天天频繁地打电话给她。不过她也坦然，说他就是出于一种好奇和好玩。甚至开玩笑对那男的说：你千万别对我产生感情，否则你会死得很惨。我向来是个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人。让人觉得好笑的是，那男的分手时还要装模作样说一句：我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一颗流星。苗苗在一次吃宵夜，有个嫖客骂了句难听的话，她马上当场发飙，叫对方滚。旁边的朋友打圆场，说出来混，你要尊重别人别人才尊重你。苗苗悻悻说了句：这就是生存之道！
片子中有个苗苗去邮局寄钱给家里的镜头也让我印象深刻，问得很仔细。就像《盲井》中，王宝强扮演的矿工在邮局，偶遇嫖娼时服务的小姐。那小姐还说：大哥，你也来寄钱啊。给人特别强烈的感觉。唐小雁在《老唐头》中，帮他爸爸掏耳朵，为家里的墙壁耍灰，和老唐头玩含烧蜡烛。
她们的尊严，背后都有亲情在支撑，有社会在熔炼，有内心在抗争。周星驰的《喜剧之王》中，柳飘飘她们就是真实的写照，卖笑卖身，但有属于她们的尊严。中国的嫖客，除了在风流后偶尔会劝人家从良，也没多少有品过。
袁枚《济公传·第二十五回》中录的一首诗，至今读来嘘唏。
烟花妓女俏梳妆，洞房夜夜换新郎。一双玉腕千人枕，半点朱唇万客尝。
装就几般娇羞态，做成一片假心肠。迎新送旧知多少，故落娇羞泪两行。
附：
【全程高能】纪录片 麦收--徐童 -
http://www.acfun.com/v/ac751258
纪录片-算命 完整版[徐童游民三部曲]-爱奇艺
http://www.iqiyi.com/w_19rrle9p39.html
女人贞洁已不值钱 处女才值六千块-锵锵三人行
http://v.ifeng.com/news/society/201306/74d2a0a1-65b8-4953-9b51-9093738cf214.shtml
5 ) 拍纪录片也要有底线
看了徐童的《麦收》，我感觉作者是带着一份猎奇和获奖的心态来拍的。片子引起了伦理争议在于两点。一是，有没有向主人公表明真实用途。二是，有没有征求被拍者的放映许可。法律层面，没有上院线，不存在侵权问题。但是导演作为一个做纪录片的，不会做人怎么做片。拍纪录片本身就是对别人生活的消费。引起公愤，导演的解释都不如把签订的协议拿出来晒晒。
查了查业界几位老师的态度，很多都挂着一副高知瞧不起百姓的嘴脸，全篇政治正确之词，悄无声息掩盖了作者处理片子的不妥之处。
再说一点，我对纪录片的干预这个问题有了新认识。本片题材敏感，导演作为一个老爷们（网上有人说他光顾店家）本身就对这部片子有很强的干预作用。主人公在他镜头面前，不是厉声“删掉”，就是扭扭捏捏、端着架子。男性的身份，在女性工作者的世界里就是需要特殊对待的。
最后想说，拍摄中会遇到很多精彩甚至是想让主人公用嘴说出的“料”，但被拍者不想放出来就不要放。尊重被拍者是做片子的基本底线，在导演满屏的“鸭子”“妓女”“炮房”里，我看不到。
6 ) 苟且偷生
徐童是一个太懂得生活的人，他知道如何接近通常意义上拍摄者很难接近的人群。“苗苗”对于很多没有见识过妓女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是绝对的未知数。但她对于观众的未知并不真的来源于她的职业，我们对她身边的人、对她本身的性格和行事方式都抱有窥探的猥琐兴趣。徐童把这种猥琐的兴趣在纪录片中稀释调和，最终让它变成了单纯对社会中游离个体的关注。苗苗生活在城乡结合部，会穿又土又艳俗的衣服，同时脱下这身衣服和民工、卡车司机之类的嫖客睡一睡。她夜生活除了偶尔去KTV找找男妓外，便是坐在路边大排档里吃烤串、麻辣烫，喝啤酒。她亦会在人前人后议论老板，也会陷于感情和友情的纠葛里，她自然也会在父亲病重时扛起家庭农忙的重担并在父亲去日无多时郁郁寡欢。《麦收》的结尾，苗苗在徐童长时间的沉默里情绪激动起来，她大声质问徐童“还拍不拍”。然后画面一黑，随着演职员表的出现，苗苗哼歌的声音轻轻浮现……徐童在《麦收》里完成了对一个人的多面塑像，他记录了苗苗一段生活的同时，也记录了生活在苗苗身上碾压的过程。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语境里都和苗苗处于同一种困境，苟且偷生之余，道德理想思维哲学都显得毫无用处，尤其是在残酷而复杂的现实面前。
7 ) 在他的镜头里，我看到了另一个中国
有一个导演，他是中国传媒大学的高材生，却整天和乞丐、妓女、老鸨这些人混在一起。
他为了拍电影，和他们同吃同住，他们被抓时，他还出钱找人，把他们从监狱里“捞”出来。
你已经很难分清，这些人，究竟是他的拍摄对象，还是他的朋友，甚至亲如家人。
他是徐童，一个1965年出生，本该和贾樟柯、王小帅等第六代导演大咖齐名，却一直默默无闻的中国导演。
01
你可能都没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的纪录片，虽然在国外屡屡得奖，却从没有一部在国内正式上映过。
他不是不知道，这是他拍这些人、这些题材，要付出的代价。
只是他觉得比起拍那些娱乐大众的商业片，记录这些被社会遗忘的边缘人群，更有价值。
在他的口中，这些边缘人被称为“游民”。
什么是游民？学者王学泰曾如此形容：
游民有别于草根，他们游离于秩序之外，是脱序的人群，比草根更加边缘化。
草根，可能还有一份固定的职业，虽然生活艰苦，但不至于为生存挣扎。
但游民，则是比草根更加边缘化的人群，他们大多数居无定所，为生存苦苦挣扎，不知道明天在哪。
在徐童的纪录片中，就尽是这些“游民”，他们可能是乞丐、算命的、卖身的、偷窃的……
但这个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影视业最高学府之一的高材生，却偏偏放着大好工作不做，专门拍这些社会边缘人，还和他们混成哥们，自称“远看艺术家，近看是游民 ”。
他拍这些纪录片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看到，这些和我们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样也是中国人的游民，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他的纪录片，仿佛是一颗磨不平的沙子，留在看过的人的眼中，擦不去，也挤不出，久久地让人难受。
只要这些纪录片、这些人还存在，我们就不能忘记，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我们的同胞，过着蝼蚁一般的生活。
02
徐童的代表作，是被称为“游民三部曲”的《麦收》《算命》《和老唐头》。
三部纪录片，分别纪录不同人群的“游民”。
《麦收》的主角，是性工作者牛洪苗。
她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母亲的生活费，父亲的医疗费，都是她在城里赚回来的。
做父亲的，很为这个女儿骄傲，对着镜头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我说红苗啊就是个闺女，要是个小子，可以闯出来。
但父亲可能不知道的是，女儿牛洪苗，在城里做的是什么职业。
镜头一转，就来到了牛洪苗工作的地方——北京，朝阳区，高西店，“炮房”。
牛洪苗是一个性工作者，生活在北京城乡结合部，在杂乱不堪的发郎里接待客人。
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什么专业技能，在诺大的北京，要想找一份体面又赚钱的工作养活家人，是不太可能的。
但父亲看病等要钱，母亲维持一家的开销也等着她寄钱，钱从哪来？
牛洪苗选择了出卖自己的身体。
但她并不以此为耻，这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份工作。
工作之余，她会和姐妹们，若无其事地讨论“客人”的好坏：
哪个客人难缠，让自己一个通宵都没睡，
哪个客人像“畜生”，一晚上要搞好几次……
尽管做着出卖身体的“工作”，但像所有其他女孩一样，牛洪苗也有爱情的需求。
只不过她的男朋友，也是她的一个嫖客。
这个叫许金强的男人，同样也是一个“流民”，一个在建筑工地开塔吊的农民工，哪里有活就去哪儿，生活漂泊无依。
但他对牛洪苗却情有独钟，只见过两三回面，就天天惦记着牛洪苗，三天两头给她打电话，有时候一天打三四回，东拉西扯，也没什么正经事，这样一来二去，两人就在一起了。
牛洪苗嘴上说着，让许金强不要对自己动真感情，自己只是觉得和他在一起好玩，但从眼神、肢体动作，观众都能看出来，她对许金强的依赖。
作为一个性工作者，牛洪苗有时也会遇到一些不尊重人的嫖客，借着酒劲，她也会发脾气，“以后想联系打个电话，不想联系，拉XX倒”。
但遇上老板娘生日这样的机会，他们也会去卡拉OK，叫上几个“鸭子”，“玩玩，图个高兴”。
在他们的眼中，这跟对男朋友忠不忠诚，没什么关系。
牛洪苗的生活，可能是更多的“性工作者”的缩影，虽然在中国，这是违法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阳光找不到的阴暗角落，仍然存在着许多像牛洪苗这样的人。
她们可能一样出生在农村，没上过几年学，进城务工，又发现高不成低不就，于是许多女孩，就从事了这样灰色的职业。
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流民”。
法律不允许他们的存在，但在找到更好的生存方式之前，他们却不得不这么在“地下”卑微地活着。
03
同样身处底层的，还有《算命》中的算命先生厉百程。
这部纪录片，最让人动容的，是厉百程和老伴的“爱情”。如果那也能被称做爱情的话。
厉百程是一个双腿残疾的老人，河北人，生活在临近北京的燕郊，靠给人算命养家糊口。
他的老伴——石珍珠，一出生就又聋又哑又傻，父母早亡，哥哥嫂嫂从小就让她在羊圈里住，导致她双腿残疾。
石珍珠，是厉百程四十多岁时，花一百多块钱从他哥嫂那儿“买”回来的。
生活都过不去，就更别提“浪漫”两个字。
说到为什么娶石珍珠为妻，厉百程说了四个词：“贫不择妻，寒不择衣，慌不择路，饥不择食”。
婚姻关系，在厉百程看来，没什么神圣性，只不过是根据自身条件的挑选罢了：
“人贫没能耐，你还想搞好的？所以说我根本就没嫌破，就给接来了。”
但结婚之后，厉百程对妻子的照顾又无微不至，缝缝补补、拆拆洗洗，所有家务活，他都包了，自己吃不起药，也要省下钱来，给妻子买药吃。
“我把她接来就只为我做伴侣的。”别以为穷人的世界里，就没有温情两个字，作为人，只要能吃饱饭，就有感情上的需求。
这个靠算命混日子的残疾老男人，同样有对伴侣的需求，只不过这样的需求，不一定那么纯洁无暇。
没过多久，我们就会看到，厉百程嫖娼了。
导演好奇，厉百程残疾了，怎么还能嫖娼？问他：找那女人，你弄得了吗？
厉百程生气了，说：“弄不了，我收石珍珠干什么？我天天伺候她，我为了什么？”
说到底，厉百程找石珍珠，除了生活上的伴侣，也是找一个“性伴侣”。对他来说，娶个老婆，是为了解决生理需求的。
可能所有人的爱情与婚姻中，都有这样的因素，但体面的人，不会这么说出口。
只有那些生活于底层，被剥夺了尊严的“游民”，才会这样直接地面对血淋淋的残酷现实。
老了之后，厉百程也后悔过，当初不该娶石珍珠：“没媳妇，想媳妇，有媳妇，烦媳妇，当时大脑缺弦。现在是，扔不得，撂不得，现在再想和她分开，是不忍心”。
现实残酷、不堪，但即使是生存于底层的人，也同样有“不忍”和善良的心。
这就是真实的“流民”生活，他们的生活或许很卑微，但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有的所有。
生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活下去，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例如，厉百程的朋友，也都是一些睡在街边的乞丐，如果没有算命这项“手艺”，他可能和那些乞丐朋友一样，风餐露宿。
导演看到这些乞丐有一顿没一顿的悲惨生活，都觉得无法理解，问厉百程：这些人活着，一点乐趣没有，为了什么呢？
面对这个问题，厉百程生气了，他说：这话说的，人没乐趣就不活着呀？这话说的，太无情了。
是的，对这些生活在边缘的“游民”来说，活着是没什么乐趣，但生而为人，活下去就是一种本能。
他们没有想过自杀，也没想过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些都是已经不需要为生存忧虑的人想的事。
当一个人很早开始，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下一顿饭，不知道在哪儿的时候，他能想到的，只有如何活下去，而不是活下去有什么意义。
他们没时间去哀怨生活没有乐趣、没有意义，也没想过去抱怨命运的不公，社会的残忍，他们唯一想到的事，就是想方设法活下去。
04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老唐头》，纪录的是老唐头的一家，主要是唐小雁，和她的父亲，唐希信。
先来说唐小雁，她是来找厉百程算命的人之一。
唐小雁是一个按摩房的老板。但她入这行，也是“误入歧途”。
17岁那年，唐小雁被一个黑老大带到田里强奸，20几岁时，她被人拿刀架着强奸。后来还被人骗到按摩房当小姐……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十几年，做过各种职业之后，没什么文化，也没啥生存技能，只认识了一些道上混的人。后来，唐小雁干脆自己开了一家按摩房。
在社会上混，她必须让自己看上去强悍一些，对上门来挑事的无赖汉，她会放狠话：“我他妈能在北京开这个店，我就不惧你。”
对纠缠她的男人，她拳打脚踢，把人赶出按摩房，把人头打破，赔了两百块钱了事。
在清醒的时候，她会对干女儿说：不要对任何男人太上心，没用，都靠不住。
但喝多了之后，她却抱着干女儿哭：“我非常非常需要安全感，你知道吗？我在北京，我很孤独，没有人保护我，我只能靠自己。”
这个外表凶蛮，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其实只是从年轻时就被强奸、被欺负，又没什么文化、技能，所以只能用凶悍的外表伪装自己，闯荡“江湖”。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游民”，他们生存与社会的夹缝之中，平时很少被看见，但他们确实和我们活在同一片土地之上。
05
而唐小雁的爸爸唐希信，也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游民”，
因为穷，也因为脾气倔，他和全家儿女、媳妇、女婿都处不来。
老唐头和大女儿、女婿住在一个屋檐下，因为穷，只有一间房，晚上只能隔着一个帘子睡。
女儿、女婿嫌老人晚上“撸管”，吵得睡不着觉，第二天和老唐头闹得天翻地覆，女儿、女婿气走了。
儿子，嫌爸爸没本事，说了一句爸爸这辈子“白活了”，老唐头不干了，父子俩又吵起来，大闹一番，儿子一家也气走了。
过个年，把一家人全气走了，剩下老唐头和唐小雁两个人，冷冷清清。
人们常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同样如此。
穷，最大的代价之一，可能就是不体面。
因为穷，一家人，儿子都结婚生崽了，只是只能睡在一张炕上，中间拉块布就算两张床了，没有任何隐私。
因为穷，吵起架来，子女对父母没有任何忌惮，你又给不了我什么钱，说你一句“白活了”，你还有脾气了？
因为穷，所以你必须忍受这样的生活，还必须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到继续活下去的乐趣，那可能是遥远的回忆，也可能是来自女儿的仅有的一点温情。
这就是老唐头的生活。
06
在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像牛洪苗、厉百程、石珍珠、唐小雁、老唐头这样的人。
只不过他们不会出现在新闻里，不会出现在电视剧中，也不会出现在电影院里。
他们是被忽视的一群人，蝼蚁一般，匍匐在地上，活着，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过，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哪天会死去，悄无声息地，只是活着。
只是通过徐童的镜头，才让更多人看到了他们。
通过徐童的纪录片，我们才知道，原来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并不是只有欢乐祥和，并不是只有美满幸福。
原来真正的底层，生活可以不堪到如此地步，原来活着，可以是件这么卑微的事。
如果这些纪录片，这些卑微地活着的人，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
或许，他们的生活有被改善的可能，或至少，他们的子女，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只是可惜，这样的纪录片，和这些“流民”一样，在这片的大地上，同样是不被看见的，它们真实存在着，却仿佛透明一样，继续卑微、悄无声息地活着。
8 ) 当妓女的姑娘 以及我自己
这部叫《麦收》的纪录片讲的不是麦收，讲的是一个当妓女的姑娘。
她在河北农村的家，她的在同一个老鸨手下的同伴，她在街边理发店的工作，她的从嫖客变成的男朋友，她和姐妹租的民房，她们的粉红色炮房，她的靠她养活的父母，她的话语，她的日常。
不是个敏感小家子气的女孩子，所以能做这样的工作。但也许就是习惯。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工作也就是工作。
嫖客变成男朋友后就有了感情，当男朋友又去嫖别的女人，爱笑的姑娘也会流泪。
民房是郊区小镇街边没有装修过的房子，门前拉着绳子晾衣服。水泥砌的水槽里放着脸盆，龙头里没有热水。小镇的街上尘土飞扬，一下雨满地都是泥。姑娘去检查身体的医院墙上贴的白瓷砖，窗台上有灰土。医生的办公桌边挤满了人。
姑娘有时候穿吊带背心，有时候穿运动装，有时候穿套装，有时候穿绒衣。都是街边上小店里最普通的衣服。
我下了班以后找出这部片子来看，三米问我看什么，我说我看一部讲妓女的片子。他也来看。我们就并排坐着看。
我说，就是一份工作。山米说，是，就是一份工作。
每个人都要工作来维持生活。在中国是这样，在这里也一样。
我用我的电脑工作，山米开车到一个店里去工作。我不工作的时候就带着孩子，我工作的时候山米就排班轮休，在家带着孩子。
时间刚好凑起来，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共同的休息时间。
所以我们已经两三年几乎没有去过任何地方了。
但是这就是生活。我们不知不觉就过到今天这样的生活。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虽然有时候也会有点闷。但是孩子一天天迅猛成长，丝毫不会等人。生活不知不觉又会变成不同的样子。
我们也都算走过山重水复，这点生活经验已经有了。
只是看着这个姑娘去的地方，住的房子，见的人，说的话，就知道我们俩都起了一样的心思，我们的思乡病又犯了。
脏兮兮的医院，没有热水暖气的房子，灰扑扑的街道，昏暗凌乱的夜宵烧烤摊子，看起来一点都不美好，可是心里觉得亲切。
哪怕其实我没有真正那样生活过，可是那样的生活曾经三百六十度包围着我，浸润着我，不用刻意去看去听，那样的生活曾经是我呼吸的空气和流淌的热血。
我所说的那样的生活，是我人生中见识过的第一种生活。
姑娘住过的简陋房子，我小的时候也住过。姑娘和朋友们去吃的夜宵摊子，我生活过的小城里晚上到处都是。我那时候是好孩子，漫长的青春里竟然只吃过两次宵夜，一次和同事，一次和同学。但是山米吃得多，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日夜颠倒着过的。姑娘的男朋友在建筑工地上开塔吊，我当然没有在建筑工地上的工作经验，可是我的叔叔婶婶和我的堂姐堂妹都常年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挣钱。我的叔叔有一年还白做了，老板跑了，工资没要到手。
姑娘去看病的医院，和我去过的医院没有两样，我也在医生的办公桌前焦虑过，烦躁过，和人推搡过。姑娘去找鸭子的KTV包房，和我们同学聚会时去过的KTV包房也没有两样。我们唱K的房间隔壁，就有人要了“公主”。这些"公主”的工作，和姑娘的工作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价位。姑娘一次一百，包夜三百，大概算是最低档次的了吧。
那样的生活，是如果不离开就会被当做天经地义的生活。
是构成我最内核部分的砖瓦和灰泥。
一个人不管怎么蜕变，不管怎么包装，不管怎么建设，不管怎么舍弃，这个最内核的部分是改不了丢不掉的。永远在那里。
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是当下的生活，但是我们来自的生活，从未变成过去。
姑娘家在农村。麦子熟的时候她父亲得了重病，姑娘回乡去收割金灿灿的麦子。
麦子不是我老家的庄稼，我老家种的是稻子。
稻子熟的时候也是金灿灿的。我不是农村长大的，没有收过稻子，但是我小的时候，我的姑姑舅舅叔叔姨姨们，都是要双抢的。现在老家还有没有人种稻子，我不确定，长辈们都老了，而我知道的我在农村的堂兄堂妹表姐表弟们，都在外面打工。也许老家的田都荒着了吧。
毕竟我自己也走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了。
片子是零八年汶川地震那一年拍的。一转眼很多年过去了。看片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弹幕上说，这个姑娘现在已经结婚生孩子了。
这就对了。工作，生活，结婚，生子。日子天经地义就是这么过的。
2016.6.18
我靠 我昨晚看完胡杰的《我虽死去》已经很受惊吓了 再看完这个片子久久缓不过来 笑着看 看完心中有种哭不出的钝痛感 拍摄本身就在挤压我的道德 这样拍这样剪又客观又刻薄 红苗在医院数钱给她妈 她爸爸那个短暂羞愧的表情彻底让我崩溃了 都是多好的人啊 太残酷了
《麦收》把注意力从“妓女”这个概念转移到了“人”身上。整体来说是部勇敢的电影。不担心女主角红苗以后会怎样面对曾经做过妓女，只是这个拍摄都向其父母保密，待电影公映那一天，这一切还能隐藏么？我比较担心她的父母，何况又年高病危。 还有一点，这是我目前见到的第一个描写5·12地震默哀情形的长
世上的故事，说的人很淡然，一切也都不会变
没看过徐童，你不算真的懂中国人的游民性格
她是个性工作者，也是孝顺闺女。
奇怪的是中国只有在妓女身上才能看到一种对性的坦然。
有些人看不惯类似徐童导演的做法，认为这侵犯肖像权，隐私权之类，无端挑刺，在我看来，他们宁愿娱乐至死，也不想看到现实的残酷。比如非洲小孩旁边的秃鹫，河南艾滋，如果没人去拍，他们能看到悲剧正在上演吗？站在伪道德的高度，不伸援手就罢了，无耻指责拍摄者，这不是双重标准下的伪君子吗？
看到有人提到这部片子“侵权”的问题，想说几句。这个问题确实有讨论的必要，这涉及纪录片导演的伦理界线。但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在摄影师、记者和一部分小说作者那里也会遇到），严格执行某种规范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每一句话，每一个镜头都要事先征得当事人的同意，那么纪录片是否还有可能拍摄？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或许也可以问，在人权面前，我们是否愿意牺牲掉一部分肖像权和隐私权？当然这个问题是漏洞百出的，很容易被攻击。但我想说，一个创作者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人”，一个优秀的创作者甚至不可能是一个“好人”。
那么多人卑微地负重活着，也在卑微的爱情里搀扶着过路，可似乎和我们自以为的普通人并无本质的区别。也许人活着本就是苦，过程虽不同，感受可能却是差不多的。而我也不再追究自己是不是错、该不该犯贱，也不想套路地生活。何必过得那样瞻前顾后，熬完通宵这一宿，再说吧。
无视那些道德不道德的讨论吧。。。贴着拍，就像贴着写。。。多年之后想修改下：大概还记得当年的纷争。主要是麦收的女主角之一，认为片子的拍摄和放映对她造成伤害，要求不要放映，其实这个要求完全合理。想起来纪录片界有一种观点，大概是电影无罪论，我不能同意。虽然作为电影放映员，和导演们喝出了感情。不管导演以何身份进入她们的生活环境，（无意对p客这个身份进行judge，但是这个身份，确实影响了性工作者对摄像机的态度，是存在权力关系的。至于导演后来如何尽力花钱捞唐小雁，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唐小雁的生命力很强悍，跟徐童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也可以说这是个“救风尘”的故事。毕竟婚姻不是什么值得追寻的事物，如果这是唐小雁想要的，那徐童这个行为也算完成了一点对摄像机原罪的救赎。只是麦收里的女孩子，就真的依然在尘埃里
约酒的嫖客给洪苗打来的那个电话，一旁的导演叫了两次开扬声器，这是全片让我最不舒服的一个地方。描述边缘人的影像或许可能成为沽名钓誉的工具，但那足以融冰的温热才是它存在的主要理由。
徐童的镜头一直让我觉得不舒服，他和王兵式的藏匿、隐化镜头的方式截然相反，他往往在故事中，以朋友或私人的身份诱引话题，将阐述者某一时的态公之于屏幕，说实话这种窥私之欲和公共之语是不可转换的，这种艺术性的生活片段放大是不道德的，于算命者的夜谈是，于性工作者的记事也是。
很好的一个片子。徐童说，红苗结了婚，刚刚生了一个女儿，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姐妹儿们跨在工作台上像谈论庄稼一样比较嫖客的素质，不断和小姐煲电话的建筑小工用自己也不信的肉麻话排解寂寞，回家，又是麦收的季节。田里没有年轻人的身影。
看完《算命》追过来的 喜欢徐童纪录片里那种将生活最底层的原貌暴露在观众面前的态度 在看底层人物生活中酸甜苦辣时偶尔会有一种恐惧 那种恐惧源自于片子的真实 让你体会到那种无奈 心酸 麻木其实离自己很近
我对导演自身对于这些底层性工作者的真实看法呈疑，片中对人物介绍是“妓女”“鸭子”这种称呼，不过让我不适的是导演对着得知父亲病重的女儿问“有没有想过他会死”“万一他死了呢”这样的问题，然后拍下她哭出来的画面。
导演的方式让人不舒服。
徐童是想写一部和卖淫女有关的小说，和这个女孩成了朋友，后来很熟了之后，才答应让他拍的。这也是他能够拍到很多，拍得很真实的原因。放映现场有人问到是否给了这女孩好处，徐童说，我们是等价交换，我当然会给她好处。这多少让人有点不舒服。什么算是等价的？一点儿金钱和她在镜头前面交出的信任可以
为什么那些女权主义者会抨击导演呢？他们从潜意识上就是站在高的位置上来看待这些性工作者。如果去除社会给予她们的身份，她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被摄影机骗了的傻姑娘。